River Lin

本学期，我参与了历史系新生研讨会“明代中国的短篇故事”，我将分享我的阅读体会以及课外的衍生阅读。担任本次研讨会教授是 Prof. Schneewind。她也有中文名——“施珊珊”。

（上图：UC San Diego Department of History）

第一周，我们讨论了冯梦龙 “三言”之一《喻世明言·第十卷》——腾大尹鬼断家私。

首先我们对明代进行了断代。1368-1644。在历史分期上，明代在学术上称作“早期现代（Early Modern），这是为了对应西方启蒙运动以来“现代”的概念；此外，又可以称作“中华帝国晚期（Late Imperial）”，包括了明清时期，从政治角度命名。

《腾大尹鬼断家私》主要讲述了一个婚姻与继承的问题。年过八十的倪太守，相中出身于落魄书生家庭的梅氏，纳为妾室。梅氏诞下一子，倪太守弥留之际许下诺言，只要梅氏从一而终，他就能保证母子后半生生活无虞。面临的挑战是来自倪太守的嫡长子倪善继，他贪婪无度，想要私吞所有家财。经过中间人腾大尹的长袖善舞，梅氏之子倪善述分到了父亲埋在陋室的巨额银两，腾大尹也装神弄鬼地私吞了埋藏的千两黄金。

通过上课前的阅读，我关注到了三个点：

1）贞/节观念 2）继承制度 3）里甲制度（基层组织）

    而课堂上我们着重围绕着“婚姻与继承”的主题来展开讨论，对于明代婚姻家庭的社会形态有了进一步的理解。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是一个“夫权/父权/君权”统治下的“三纲五常”的男权社会，实行“一夫多妻制”。进一步，有心人会严谨地称作“一夫一妻多妾制”，这是更准确的。施教授对比了正妻（Primary Wife）和妾（Concubine/Secondary Wife）的区别。

    正妻往往是两个家族的决定，所谓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。正妻强调明媒正娶，而且要经过特定的仪式才可生效。作为家族利益的结合，妻子会将“妆奁/嫁妆（dowry）”带到夫家，在法律上作为其可支配的财产（与此相对的是“彩礼（bride price）”，男方支付给女方的礼金，与嫁妆数量是对等的）。

在《中华帝国晚期的性与社会》中苏成捷（Matthew H.Sommer）写到：“‘以义交’谓依六礼而婚者。”“六礼”为君子之婚姻的基石，表示该婚姻既合法也合乎礼教。“六礼”的基本要素（《周礼》描述了其要点）包括：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。直至20世纪，这些仍是中国习俗中娶妻步骤的基本要素，只不过因时地差异而略有变化。这些步骤在中国帝制早期界定了贵族阶层中合法的婚姻类型，在中国帝制晚期则被扩展成一种指涉更广的、儒家关于家庭的正统观念的组成部分之一。”

夫妻之间的合法身份其实是女方的父权中让渡出来的，而夫妻之间性交的正当性原则是“礼”，子女对父母权威的服从，只有女方父亲的同意，才能赋予丈夫以权利。

    妾就是来自于男性个人的选择，可以通过买卖取得，往往是歌女、丫鬟。这其中施教授也提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：男性有权和家中女仆（maid servant）发生性关系。

苏成捷指出：“唐律的律文在言及主人与其家中女性奴仆发生的性关系时，所使用的字眼是听起来非常正面的“幸”字。”“主人向下跨越身份界限而与自家的女性奴婢发生性关系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一种类似“婚内豁免权”的制度，保障了主人的此种性特权”。在《中华帝国晚期的性与社会》一书中，斯坦福大学的苏成捷详细介绍了这一问题的历史变迁，在清代由于平民阶层受到贞节观念的普及，主人被剥夺了这个性特权。但在明代，主仆之间的行为视作“良民”和“贱民”之间的关系，而缺少人身自由的贱民阶层不享受“一夫一妻”的法律约束。

    接下来，施教授对比了正妻与妾所生的孩子们的异同。在继承权利上，合法的妻与若干妾的儿子，享有的继承权利是相当的。这与现代的“非婚生子女”享有的继承权一致，这是出乎我意料的（嫡长子继承制只存在于皇室及先秦时期）。在名义上，妾所生的孩子的法律上的母亲是正妻，而生母只是生理上的母亲。而在这则故事里，继承的合法性来自于遗嘱（will）、裁决（judge）、法律（law）。

    在厘清了继承问题后，在婚姻问题上，我提出了“寡妇守节（chastity）”的话题。关于贞节问题，除了广泛印象中的封建糟粕这一标签外，实际上包含着性别维度上的历史纵深和现代遗留。早在五四运动时期，有识之士就已经讨论了古代中国贞节问题，如鲁迅全集中的《我之节烈观》，胡适随笔中《论女子为强暴所污》。（后高彦颐等人称陈东原等为五四史观）

“贞节”并非完全等同于“贞洁”，而是有具体的意涵，“贞（virginity）”是未婚女子守贞，“节（chastity）”是指寡妇（widow）守节，所谓从一而终。

    未婚女子守贞，婚前性行为以及婚外性行为被视为“失贞”（直至今日亦如是），在明清特别是清朝，还有“烈女”这一说法：“面临王朝覆灭、异性侵犯（对女子而言）或丈夫死亡，自杀作为道德品格的终极表达成为风尚。明清两朝将几十万个道德楷模表彰为“节烈”，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。而受到地方政府和儒家文人表彰的人数则更多。但在明清人眼中，最激烈的道德行为莫过年轻女子为未婚夫终身守节甚至殉死。” 在我校教授卢苇菁的著作《矢志不渝：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》中详细探讨了明清时期社会父权意识形态对未婚女子的束缚。

    寡妇守节作为故事中出现的情况，在课上做了详细的探讨。卢苇菁指出：“儒家正统的性别价值观贯穿于国家法典、家训族规、教化作品，甚至通俗文学中，不仅对规范精英阶层而且对规范普通百姓的行为也起到了作用。” 正是明清之际，“寡妇守节从一种道德理想（admired virtue）成为一种道德实践。” 施珊珊教授指出，这种道德实践往往发生在上流阶级，也就是文中家财万贯的倪太守和出身士人家庭的梅氏，而在平民阶层，寡妇再婚是合法的且普遍的。正如卢苇菁所著：“节妇与贞女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：虽然贞节是任何正派女子都应遵循的古老美德，但儒家从不反对未婚女子再次订婚。”

施教授罗列了寡妇再婚的考量（considerations）：名声（reputation），包括家族的和个人的（purity）；财力（money）；知识（scholarship & management）；生产能力（fertile）等等。综上，大部分的寡妇完全是可以被允许再婚。但是，“寡妇守节”作为一种道德理想（admired virtue），也成为了明清独特的一种道德风尚。我们常说的“贞节牌坊（arch）”（旌表），就是清政府为了嘉奖表彰贞女与节妇设立的。

在《中华帝国晚期的性与社会》中《贞节崇拜中的寡妇：清代法律和妇女生活中的性与财产之关联》，和《矢志不渝：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》中《旌表和满族的民族身份》（18C-19C）两章对此有详细探讨。